《晋武帝司马炎》，[日] 福原启郎著，陆帅译，江苏人民出书社2020年1月出书，264页，48.00元
京都外国语大学福原启郎先生的《晋武帝司马炎》属于白帝社的“中国历史人物选”丛书，原本是以历史科普为目的的通俗读物。是书自1995年出书以来，广受学界好评，至今五度再版，被川本芳昭等学者称为“是掌握魏晋时期的必读书目”。
魏晋时期历史幻化纷繁，八王之乱一段尤为庞大。此前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1932年出书）、谷川道雄的《天下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1977年出书）和川胜义雄的《魏晋南北朝》（1974年出书）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优异的历史概说书，但惋惜于此段历史皆着墨甚少。福原启郎就读于京都大学，师从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深受京都学派的影响。《晋武帝司马炎》驾繁以简，“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勾勒出了一条魏晋历史的主线：“公权”的“私权化”与重修“公权”国家的起劲。读者能够借此清晰地掌握魏晋国家体制确立与溃逃的历程。京都学派理论的视野，既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明白全书思绪的要害。
京都学派的学术脉络
除开序言和结语，《晋武帝司马炎》共有八章。第一章主要先容司马氏东汉时期的家族史、魏晋时代的官制和主要都市等基础知识。第二、三章讲述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两代三人争取曹魏权力的履历。第四、五章是司马炎时代的历史概述。第六、七、八章梳理了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的历史历程。不外，作者在叙事时绝非简朴地翻译史料，而是将京都学派的学说熔铸贯彻其中。阅读《晋武帝司马炎》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本书中到处都是京都学派的学术脉络。
首先，《晋武帝司马炎》叙述最先的时代就非无心之笔。作者选择从东汉时期最先重点先容司马氏，正是为呼应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法。1914年，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首次提出他怪异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并在《中国近世史》的课本和1922年揭晓的《概括性唐宋时代观》等文章中系统叙述。他将东汉中期以前划分为中国历史的“上古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之后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是中国由上古向中世演变的要害转换期。掀开附录《大事年表》，可以发现本书加倍明确的时间起点是公元159年。此年桓帝借助太监诛杀了外戚梁冀，之后便发生了党锢之祸，清流士大夫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到川胜义雄，都以为东汉末的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的母胎。
第一章中，作者尤其强调司马氏的河内籍贯。这是为了说明贵族自主性的基础来自于乡里社会。内藤湖南以“贵族政治”为六朝的要害特征，而他对中世（中古）贵族的界说，就是贵族门第“并非出于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土地与人口，而是由作为地方名誉家延续相承的传统所自然形成之产物”。宇都宫清吉以为贵族的底盘就是宽大的墟落豪族，他们在农村中占有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但又具备自律性，与农民一起形成一个“墟落配合社会”。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将之进一步生长为“豪族配合体”理论，提出汉代墟落社会中泛起了富足豪族和贫农的阶级分化，但豪族生长为封建领主的倾向被自耕农所遏止，双方最终形成了“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关系”。魏晋贵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主要来自于对乡里社会及其舆论的支配。
第二章中，作者将司马懿视为社会舆论的代表，是本之于川胜义雄对汉末清流势力的研究。作者说：
作为名族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司马懿受到以上这些名士，尤其受到川胜义雄所命名的“北海系名士圈”的好评。可以想见，他在那时已被接纳为名士圈中的一员。
川胜义雄《贵族政治的建立》在宇都宫清吉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魏晋贵族系谱上溯到了东汉末年的清流势力。此文提出，为了抗议太监损坏选举等溃烂行为，汉末清流士大夫通过师友或者门生故吏关系，以儒家道德理念为尺度评议政治和人物，形成了不依赖国家的舆论团体，代表了社会的公议。清流士大夫团体的焦点势力，就是“颍川团体”和“北海团体”。“清流势力生长成为整个士大夫的团体，在东汉末的大杂乱时期非但没有损失统一性，相反作为一种极大的潜在势力继续存在。……魏晋贵族，正产生于上述士大夫的门第之中。”第三章中作者便进一步以为，司马懿清除以曹爽为代表的“贵戚”团体，以及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筹谋取代曹魏，虽然有追求私利的身分，但实际上是顺应了那时要求重修“公权”的舆论要求。
第四、五章中作者提出魏晋嬗代后，晋武帝前期采取了诸多措施重修“公权”，笼络社会舆论，但以命齐王攸归藩事宜为转折点，晋武帝又最先顽固地压制舆论，任用外戚，追求“私权化”。作者重点叙述了晋武帝去州郡兵和实行户调式等政策，这同样是川胜义雄强调的内容。川胜义雄《贵族制社会的建立》以为户调式政策是“体现魏晋贵族的自我制约精神的执法”，“这种精神与基于乡论贤德者的品级的九品中正制一脉相通，它以追求配合体关系的精神为基础，因而是形成自耕农民的必要条件”。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第六、七、八章中，在作者的叙述下，晋武帝死后，以回归“公权”为目的的社会舆论强烈反弹，依赖掌握军事力量的宗王诛杀了外戚，开启了八王之乱。晋惠帝时追求“私权化”和重修“公权”的军事冲突频频上演，极大削弱了西晋的国力。最终，西晋在非汉民族的反乱中溃逃。此处作者将八王之乱的泉源向前追溯，以为“八王之乱的责任泰半要归结于在动乱发作前去世的晋武帝”，并用“公”与“私”这对看法加以串联剖析，接续的是安田二郎的思绪。安田二郎提到：
在古代配合体解体后，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登场的魏晋人面临着是与他们共存（公=小我私家）照样排他性地追求自我实现（私=小我私家）的十字路口，多数人选择了后者。那时的有识之士，具有敏锐的危机感，为那时“浮竞”的政治、社会风潮敲响了警钟，就正是其显示之一。由结党营私的种种权力团体交替举行的抗争与兴亡的八王之乱，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具有整理性子的大灾难。
安田二郎厥后沿着这条线索下探，研究东晋的外戚政治。作者则继续上延，将之与川胜义雄对汉末乡论的讨论衔接了起来。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川胜义雄的研究对作者影响伟大。检查附录《人名索引》，本书中研究被征引次数最多者即是川胜义雄。1982年，川胜义雄的代表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出书。统一年，作者也揭晓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晋八王之乱的本质》（《东瀛史研究》第41卷第3号）。《晋武帝司马炎》可以说正是这篇论文的进一步延伸扩展。
社会文化史的视角
京都学派的理论，除了带给本书一条清晰的线索，也赋予了本书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内藤湖南曾在给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的序言中说：
夫周秦以来，六艺九流之道以是牖民化俗，集大成于新莽，尔后有东京礼俗之美；魏晋以后，扩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于南北二朝，尔后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为归墟。
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法正是以社会文化的演变为依据。1927年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解说“中国中古的文化”，专论贵族的文学、艺术、礼仪和经学等话题。课本后于1947年由弘文堂出书。作者称那时读到这本书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是“让我受益最大的一本书”，不仅之后频频阅读，而且还曾把整本书都抄写了一遍。
然则作者自己感受到，二战后京都学派侧重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偏向，已较内藤湖南时代发生了大的转变。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1956年出书）和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1956年出书）主题都是政治史和制度史。之后，如中村圭尔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和川合安《南朝贵族制研究》也都是以官制和政治事宜为研究重心。研究“贵族社会”的川胜义雄，则在研究南朝贵族制时引入了大量经济学的剖析。
这种研究取向转变反映到通史写作方面，显示就是：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尚分成内外两编，“内编研究权力的移动，外编专记人文化成之迹”。但到了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和谷川道雄的《天下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虽然也很注重从文明史的角度掌握线索，但政治史叙述已经成为了主流。
虽然《晋武帝司马炎》的主线仍然是政治史，但行文间，却可见作者全力将反映社会头脑和文化民风的史料，串联到主线当中。它破费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文字，是超于前人的。例如，第二章讲述高平陵之变前，先先容魏晋的清谈和玄学。第八章叙述晋怀帝和司马越的内斗时，又穿插入佛图澄来到洛阳最先宣传释教的事迹。
最为精彩的是第六章，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剖析鲁褒的《钱神论》、王沈的《释时论》和《世说新语》的“俭啬”“汰侈”篇，以为这些作品是那时社会拜金主义、门阀主义和奢侈民风的显示。小气聚敛和穷奢极欲表面上看相互对立，但在满足私欲这一层面上却是共通的。东汉的豪族以轻财好施、赈济乡里为“豪”，而到了西晋，“豪”的名声成了与乡里社会疏离的首都贵族们斗富的战利品。“小气、奢侈、拜金主义的风潮不仅存在于晋惠帝、晋武帝时代。若是向前追溯，在曹魏时代、在东汉末太监掌权的浊流时代，皆能够看到这一风潮。”
透过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作者试图展现出整个魏晋时代的社会内在组织。内藤湖南在《支那论》绪言中曾说：“表面上顺逆混杂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偏向推进。解决现在中国种种问题的要害，就在于看透这一潜流。”张广达先生以为“内藤的文化史观的眼目”就在于考察历史的“潜运默移”。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亦持这样的看法：“魏晋贵族制的建立不能局限于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更深地从社会组织的转变去挖掘探讨。”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作者在第七章末尾和结语部门，将全文的线索所有串联起来，指出东汉后期至西晋历史的连续性：“西晋的消亡与东汉的消亡如出一辙……导致东汉政权消亡的要因仍存续于魏、西晋政权之中。”魏晋历史生长履历着“‘公’与‘私’的重层组织”——社会舆论要求重修东汉以后溃逃的公权力，但当有人借助社会舆论重修公权力后，马上又想把公权力变为私有物，于是引发社会舆论批判，最终导致公权力的再度溃逃，继续守候之后的重修。无论是追求重修公权照样追求私权化，这两种倾向都是汉末“里配合体”旧的社会秩序解体的产物。它们既是从社会的潜流中逐渐涌起的浪潮，也是推动历史生长的动力。
正由于是，《晋武帝司马炎》所展示的历史面目，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样平常人物传记的范围。厥后作者以《晋武帝司马炎》为基础，又撰写了博士论文《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12年出书）。本书相当于是作者站在京都学派的立场上，将对魏晋时代总体思索凝练一体的结晶。
理论视野的“双刃剑”
《晋武帝司马炎》试图以“公权”的“私权化”与重修“公权”这条线索，来注释整个魏晋的历史。历史叙述以一个宏观理论视野作为支持，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充满杂乱、无序和断裂的历史，被理论缝合起来，酿成一段可以被清晰掌握的历史线索。然则，这种理论视野无疑也有局限性。
首先，从东汉末至西晋，时代发生了多方面的庞大而猛烈转变，它的历程生怕很难说是一条奔向目的的直线。若试图用一条线索串联起所有的详细事宜，方枘圆凿的情形在所难免。
《晋武帝司马炎》想要证实东汉、曹魏和西晋政权的消亡图式具有同构性。因此作者在第二、三章讲述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篡魏的历程时，不得不以司马懿为“公权”的代表，将他们篡魏注释为顺应了社会舆论。但史料中泛起过明确的反证，如夏侯霸就将司马氏夺取之举评价为“营立家门”。于是作者试图引用费祎的《甲乙论》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称“有一种说法提及蜀汉费祎曾对高平陵之变有所议论，以为‘副士民之望’”。可这段史料的原文是：
司马懿诛曹爽，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僣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以是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感曹仲付己纷歧，岂爽与相关？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言侃尔之训，一朝屠戮，搀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兴师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僣，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僣滥欠妥矣。
在《甲乙论》中，甲是立论方，他以为曹爽树党乱国，司马懿将之祛除是人心所望；而乙是驳论方，他以为司马懿是因为被曹爽倾轧，为了自己专权才突然发动政变。司马懿如真出于公心，就不会选择曹爽挟有天子的时机，也不会在之后将曹爽一党赶尽杀绝。根据那时此类文体的体例，驳论方乙的看法更可能是费祎本人的看法。然则作者却将这部门内容忽略掉了。
历史的理论建构追求尽可能给予所有史料一个适当的逻辑注释。若是逻辑未尽周延导致存在无法注释的反例，其他学者一旦跳出理论框架，便有可能得出完全差别的结论。如矢野主税曾通过统计东汉至魏晋权要家族的传承情形，以为西晋权要谱系无法上溯到汉末，并提出了所谓“寄生权要论”：门阀本质上是寄生于王朝权要系统。津田资久以曹真残碑和张掖郡玄石图等质料，说明司马氏一直是曹魏的侧近之臣，他是通过向皇权靠拢来攫取权力。仇鹿鸣仔细研究高平陵之变的经事后，则以为“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大多数人实在并不支持魏晋嬗代”。
其次，理论的说服力的最终泉源是对史料的仔细辨析。《晋武帝司马炎》中有部门对史料细节的处置，令人略感不安，例如：第三章中，作者将“露寝”注释为“野营地”，但据《诗·毛传》的注释，“露寝”通“路寝”，“路寝，正寝也”。第六、七章中，石崇和孙惠的奏文实际上为节引，但作者却未出注说明。第七章中，作者信据《通鉴》的纪录，叙述永康元年晋惠帝听从中书令陈准建议，以白虎幡调整淮南王与赵王之斗，并注释道：“实际上，转达天子休战指令的旌旗是缝有仁兽的驺虞幡，反之，白虎幡则是鼓舞战斗的旌旗。晋惠帝愚蠢，不明白两者的区别，陈准正是行使这一点有意言之。”然则，《晋书》纪录陈准建议，正是以驺虞幡解斗。李步嘉和津田资久等学者都指出过，“白虎幡”和“驺虞幡”实为同物异名。《晋书》是为避唐李虎之讳而改称“驺虞幡”。第八章中，作者以为“宗部”和“山越”都是非汉民族，但依据《后汉书》李贤注，宗部实乃“宗党”“部伍”之意，唐长孺先生《孙吴开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已有详细说明。
最后，理论需要借助看法来剖析问题。《晋武帝司马炎》中“公权”与“私权化”这一对看法，是最主要的剖析武器。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公权”由两方面的要素组成——“威信”和“舆论”。但这两者到底是何物？本书没有睁开说明。其中“舆论”显著源于川胜义雄稀奇关注的“乡论”。然则，即使是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这个词的界说仍然是模糊的。周一良先生就说“书中一再提及的‘乡论主义’、‘乡论体制’的寄义未有详细论述，不易明白”。
至于所谓的“私权化”，这一看法直接来自于谷川道雄的《天下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本书中主要是指代追求私利、将国家公权力酿成私人所有物的行为。然则，在第八章中，作者注释晋怀帝与司马越之间的矛盾时说道：“晋怀帝与司马越的对立，其基本图式与八王之乱中的每次政治匹敌一样，仍然是一方将公权力私权化，另一方则追求公权力的回归。”不外，《晋书》纪录司马越“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缪播、王延等人都是晋怀帝的知己。缪播曾与晋怀帝一同返洛，史称“契阔艰难，深相亲狎”；王延则是外戚。如比照前文司马炎任用杨骏属于“私权化”，那么晋怀帝任用王延等人也应属于“私权化”。
“公权”与“私权化”是一对后设的现代看法。现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征象越来越普遍，那就是学者喜欢用古代文献自有的词汇作为文章的题目或焦点看法。这样做的缘故原由，除了加倍贴合史料之外，生怕也是为了制止以现代逻辑链条来串联和注释古代。
固然，对一部以理论视野见长的历史概说类著作，以细节究之那是在求全责备。理论视野的魅力就在于以一个统一自洽的逻辑注释长时段的历史征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日本学界关于六朝史最好的历史概说著作，大部门都是京都学派学者的作品。主要缘故原由，生怕就在于他们不用被细节所累，可以恣意将有意义的事宜整合为贯通性的整体，描绘出一幅远大的历史图景。
《晋武帝司马炎》寻觅出一条线索，将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和安田二郎等人的学说都熔铸到曹魏西晋的历史当中，使内藤湖南的“第一过渡期”内在变得加倍厚实完整。《晋武帝司马炎》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却能经常泛起在魏晋史研究者专业论文的脚注中，已经证实了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本文写作历程中，承蒙陆帅先生惠赐资料，并得到了刘萃峰先生、张今和庞博二位同砚的辅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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